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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讲下这件悬案的背景。
1931年9月，周恩来、王明、张闻天等人在书房里，商讨着一场关乎革命命运的抉择。
彼时，上海的政治局仅剩周恩来、卢福坦、陈绍禹、刘少奇4位委员，他们已无法撑起政治局的半壁江山。
加上周恩来即将远赴中央苏区，陈绍禹也将踏上前往莫斯科的征途，上海的政治局顿时陷入人手不足的困境。
于是，共产国际远东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，指导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，毛泽东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，其主要任务是指导白区的对敌斗争。
而本文讲的这起悬案，就是发生在临时中央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初冬时节。
上海旧照 上海，这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，对临时中央来说，无疑是龙潭虎穴。
中央领导人们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，但这些操作都必须以庞大的经费开支作支撑。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即使由毛主席坐镇，但因为经费的问题，临时中央不仅难以正常开展工作，就连自身的安全也岌岌可危。
为了筹措保障经费，临时中央的同志经过商议决定，向远在江西的苏区苏维埃政府求援，同时也向共产国际求助解决经费问题。
但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国际的敌视，使得莫斯科的援助如同镜花水月，难以触及。
只有苏区的地下交通员们将援助物资化整为零，冒着生命危险运入上海等白区，但仍然是杯水车薪，难以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。
在紧迫的形势下，毛主席不得不亲自起草信件，向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求援。
中央苏区接到求援的信件后，尽管自身困难重重，但还是出于革命大局为重，经过研究，决定支援上海的战友们黄金120两。
支援的财物具体由苏区财政部门负责筹措，这120两黄金是苏区红军战士打土豪缴获的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。
为了方便运送，苏区财政部门请金匠将这些首饰熔铸成金条，并装入特制的白铜材质小盒中，同时为了保密起见，将盒口用金属封得严严实实。
考虑到这笔巨额经费的与重要性，中央苏区拟定出从江西到上海的路线，共有7个地点对应7个交通员，为了防止丢失，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精妙绝伦的交接验核机制： 苏区财政部门负责人林伯渠亲笔书写的“快”字，并用木头精心刻制成象棋模样，再按笔画顺序分割成七块“信物”，分别秘密送到7个负责运送的交通员手里，当双方接头时，下线交通员必须交给上线交通员其中一块笔画，当两块合在一起时必须严丝合缝。
除此之外，还配有7把钥匙和锁具，当上下线交接时，需凭事先约定的暗号确认身份，随后下线交通员还得用钥匙打开上线交通员的锁具。
当所有信息确认无误后，下线交出信物作为凭证，而上线则将锁具交给下线。
这样，上线就能凭残件向组织证明任务已完成，而原下线则能凭上线给的锁具与下一个目的地的交通员接头。
如此循环，直到最后一个交通员完成任务。
按理说，如此精妙的设计，毛主席都拍案叫绝，让人意外的是，这120两黄金最终还是丢失了。
1931年11月6日，第一个交通员秘密从瑞金出发，然后与福建省南平市的交通员进行交接，交接完之后立刻向组织汇报动向。
按照路线，从瑞金—南平—福州—温州—金华—杭州—松江—上海，前面都毫无意外，然而就在最后一次交接时，黄金离奇失踪了，如同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
上海临时中央负责的同志心急如焚，从11月底开始连续发电向苏区询问。
然而，直到12月22日，五封催询电报如泥牛入海，未见回音。
苏区这才意识到事态不妙。
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部门迅速启动了调查，已经返回的六个“信物”，经始创者林伯渠同志检测，确认是原件无疑。
经过反复论证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： 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，前几个目的地应该没有纰漏，问题应该在松江到上海的那个节点。
毛主席得知此事后，立即让政治保卫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，但是以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讲，江西苏区距离松江路途遥远，风险莫测。
于是，苏区政治保卫部门商请上海地下党情报部门，协助调查本案。
上海地下党的同志经过严密调查，将案件调查重点聚焦在最后一位交通员的身上，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交通员。
120两调拨黄金没有如期运抵上海，在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
因为营救经费没有如期到达，9名被捕入狱的同志惨遭敌人杀害，筹备很久的抗日大罢工，由于缺少经费支撑，被迫取消。
还有数名同志因为无法交付医院治疗费被迫出院，没有得到有效救治而牺牲，还有四名革命烈士的子女因为没有得到资金的支持，没有得到及时妥善安置，导致流浪街头，最终与亲人和组织失散。
因为缺少经费的保障，一度造成了上海白区党组织开展工作极为困难。
加上当时革命形势较紧张，任务转换非常之快，林伯渠和邓发等同志忙于其他重要革命任务，于是这个案件就这样被搁置起来了。
1949年11月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得到了解放。
随着局势的稳定，这个困扰了毛主席18年之久的悬案，最终还是由毛主席拍板重新调查，并由上海市公安局全权负责。
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任务后，立刻成立了“黄金失踪悬案专案组”，抽出几名精干专门负责此案的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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